儿子十七岁那年冲我吼，让我滚。我没动，他爸也站在旁边一声不吭，就那么看着他儿子跟我僵着。我那时候还在想，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，说不定等他长大点，回过神来就后悔了。我信他以后总能懂事的。 结果第二天我就收拾行李出门打工了。他要交学费、要生活费，我挣的钱一分不少全寄回了家。那五年我一次都没回去过，中间儿子打过几次电话让我回来，我都说忙，他也没再多劝。 后来他谈了女朋友，打电话说要订婚，让我务必回去一趟。我嘴上应着，说等忙完这阵子再说。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早就凉透了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毕竟是儿子一辈子的大事，我总得回去露个面。那天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那扇熟得不能再熟的家门口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说话声，有儿子的，有他爸的，还有个陌生姑娘的声音。我站在门外听了几秒，手攥着行李箱把手，指节都捏得发白。 我敲了门，里面瞬间安静下来。儿子开门看见我，愣了好半天，没喊妈，转头就冲屋里喊：“爸，我妈回来了。”他爸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扫了我一眼，就说了句：“回来了？坐吧。” 那个姑娘也站了起来，长得挺清秀，笑着叫了我一声“阿姨”。我点点头，没往屋里走，就站在门口，行李箱搁在脚边。姑娘的爸爸也从里屋走出来，站在他爸旁边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打量和不待见。 他爸又催我坐，我还是没动，说站会儿就行。他爸回头跟那父女俩搭了几句话，我一句都没往耳朵里进，就盯着我儿子看。他穿得人模狗样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看见我站在门口杵着，脸上半点表情都没有，跟看见楼下路过的普通邻居没两样。 饭做好了，四菜一汤，桌上没有一道是我以前爱吃的。他爸坐了主位，硬拉我上桌，我挑了离主位最远的凳子坐下。儿子夹了一筷子菜，头也没抬就问我：“妈，订婚的事，你看哪天办合适？” 我说：“都行。” 他啪一下把筷子撂在桌上，脸立马沉了：“那彩礼你出一下，人家女方家要求十八万。” 桌上瞬间静了。他爸在旁边立马接话帮腔：“孩子订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该有的礼数一点不能少，你这些年在外打工攒的钱，也该拿出来用在正地方了。” 我盯着他，盯着这个我辛辛苦苦养了十八年的儿子。他跟他爸并排坐在桌子另一边，眼神一模一样——都是那种理所当然、漫不经心，甚至带着点不耐烦的样子。我忽然就想起十七岁那年，他冲我喊“你滚”的时候，脸上也是这副表情。 我说：“我哪有十八万。” 他爸接得特别快：“怎么没有？你这些年打工挣的钱，自己肯定偷偷存着。” 我笑了笑：“那点钱我留着自己养老的。” 儿子“啪”地把筷子拍在桌面上，声音大得吓人：“妈你怎么这样？我订婚这么大的事，你就不能出点钱？这些年你不管我不问我，现在回来出点钱怎么了？” 我盯着他：“我哪不管你了？你十七岁那年让我滚，我就真的滚了。你爸也没拦我，我一走就是五年，你之前打电话让我回来我也没回。现在你倒反过来跟我说这些？” 他爸脸一下子就黑了，嘟囔了一句：“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，提它干嘛。” 我没接话，就那么看着他。 儿子脸涨得通红，嗓门一下拔高了：“那是你自己非要走的！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就不能多为我考虑考虑？” 我笑得心里发苦：“你小？你都十七了。十七岁能指着亲妈鼻子让她滚，现在倒好意思说自己小？” 桌上没人再说话，只有偶尔碗筷蹭到桌面的轻响，还有那个姑娘小声劝她爸：“叔叔，别吵了。” 我站起身：“你们慢慢吃，我吃饱了。” 他爸抬眼扫我：“吃饱了？那你把碗洗了再走。” 我站着没动，就看着他。他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：“听见没？洗完碗再走。” 我平静地说：“以前我给你洗了十几年的碗。但后来我不想洗了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洗到最后也是白洗。” 他爸脸上挂不住，张嘴骂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拎起行李箱往门口走，换鞋的时候，听见身后儿子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” 我没回头。 后来我回到打工城市租的那间小破屋，把行李箱打开，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铺在床上。窗外的路灯亮起来，我坐在床边，忽然把这五年在外头的日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：在工地食堂帮工，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，忙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歇着，寄回家的钱从来没短过一分；发烧感冒全靠自己硬扛，过年的时候出租屋里就我一个人，泡碗面就算是年夜饭了，连个打电话问我好不好的人都没有。 至于他们“一家三口”在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不清楚，但我永远记得，儿子十七岁冲我喊“滚”的时候，他爸就坐在沙发上，从头到尾没站起来说过一句公道话。 那天晚上我睁着眼躺到天亮，翻来覆去想不出答案：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是回去继续当那个受一辈子气的老妈，还是干脆就这么断了算了？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给儿子打了电话。他接起来语气还是冷冰冰的，半分温度都没有。我说：“彩礼十八万，我拿不出来。”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那你能出多少？” 我说：“两万。” 他愣了一下，立马急了：“两万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” 我慢慢跟他算：“这五年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，你爸转走一半，剩下的给你交学费、买手机买电脑，杂七杂八加